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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 2016

如果有一个地方能体验死亡,你会去吗?


人往往在临终时才开始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人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如果我们在更清醒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会有怎样的答案?

上海“醒来死亡体验馆”里,体验者进入“无常之门”,开始独自面对“死亡”。图/新华

死亡体验馆

本刊记者/周凤婷

本文首发于总774期《中国新闻周刊》

无常之门一打开,艾丽就怕了。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害怕“永别”。艾丽身后,10个同伴目送她。

艾丽开始哭泣,她不敢走进那个象征生死之隔的门。同伴们依旧坐在座位上,没有人起身去安抚她。有人提议,“如果不敢进去,就原路返回吧。”

艾丽刚刚被宣判“死亡”,按照死亡体验馆设置的流程,艾丽需要独自通过黑暗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传送带,躺上去之后,艾丽会被送入一座模拟焚化炉。焚化炉完全封闭,拱形的LED灯会模拟火焰燃烧,炉内气温也随之升高;五分钟之后,炉门打开,艾丽将随着传送带来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里,走出通道后,艾丽将迎来“新生”。

这是一个名为“醒来”的死亡体验项目。每场体验以12个人为限,约两个半小时。如果艾丽因为害怕“原路返回”了,游戏将直接结束。她则逆向穿过名为“生花”的游戏大厅,直接回到“人间”。

 “死神面前不能作弊。”艾丽想。虽然是个游戏,但那一刻,她已经完全入戏。

 无常之门关上,“活着”的同伴在大厅开始就新一轮的游戏题目进行辩论、探讨,类似“杀人”游戏,一轮游戏结束后,又会有一个人被同伴“投死”,送进无常之门。

为生者设计的“死亡”

从今年4月4日清明节开馆后,位于上海的“醒来”已经“烧”了超过2000名体验者,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虽然,这和真正的濒死感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但一个大活人躺在这么具有仪式感的空间里,难免会冒出“人之将死”时,还有哪些留在世上未了的心愿、愧对的人和要珍惜的事,种种感悟。

 “醒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项目,它意在于通过“生命教育”的方式帮助体验者提前思考如何面对自己和亲人的死亡。

1969年出生的黄卫平是“醒来”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最早介入临终关怀项目的公益人士。2008年5月,黄卫平和好友王莹在上海成立公益组织“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为肿瘤末期因脏器衰竭而无法治愈的病人及高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这些患者的生命一般不超过6个月。至2016年6月,他们累计服务2000多户临终者家庭。

见过太多生死,黄卫平常常觉得无力。人往往在临终时才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那时候病人和家属最主要的是面对一连串现实难题,已无暇顾及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人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黄卫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了一个工作准备面试还要准备好久呢。死亡总要面对,我们能不能在死亡还没有发生时先谈谈。”坐在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的“醒来”场馆门口,黄卫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公益新天地是上海市第一家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保留着民国建筑样式的园区内已经有25家公益组织入驻。

 2012年9月,黄卫平和另一位创始人丁锐开始为“生命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寻找落地的可能性。他们最先想到的是躺棺材,这是意识里最接近死亡的形式。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三分之一的人,会很有乐趣地自拍,偶尔热泪盈眶;三分之一则觉得晦气,掉头离开,剩下的人则冷眼旁观。” 

黄卫平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包括专业领域内的。他们甚至跑了殡葬行业、相关的医疗系统,他们也仍只是专注于服务,解决问题,没有人在心理层面思考死亡的话题。

那段时间,黄卫平和丁锐经常跑殡仪馆和火葬场,他们和入殓师成了朋友。也获得上海民政部特批,躺过一次真正的焚烧炉。火葬场的焚烧炉第一次“烧”活人。

丁锐胆大,第一个躺,他记得那时候的感受是“有一点点小紧张,肾发空,像是上台之前的那种紧张。也知道技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鼓风机一吹,整个炉子里全飘着骨灰,“那个片刻没有预料到。”虽然戴着口罩,丁锐依然有种快窒息的感觉,脑袋有一阵子的空白。

当一瞬间鼓风机风吹起来的时候,黄卫平感觉到紧张,“就像有个人掐脖子,你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的反应是紧张,甚至不能有思考。”

黄卫平后来慢慢理解恐惧这件事。“恐惧不是生理反应,恐惧是思想上的反应。生理反应只有紧张、害怕。” 

再三实验,黄卫平和丁锐还是卡在了体验游戏的设计上。一直到何一禾加入。

 何一禾1996年出生,刚满20岁,他在2015年5月份加入到体验馆的团队中,此时距离黄卫平和丁锐提出“生命教育”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何一禾不是一个在社会规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何一禾的母亲是个瑜伽教练,也是“灵修界”的常客。何一禾很小时,就经常被迫参加各种灵修班。“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就给我听催眠冥想,就是那种‘想象有一道白光进入你的身体’,我就是听这个长大的。”他只有初中学历。高一辍学后,没有再回到学校。但自己阅读了大量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书籍,理论体系庞杂。

初听丁锐说起“死亡体验”这个词,何一禾以为又是一个“有钱人中年危机烧烧钱”的项目,嗤之以鼻。但黄卫平和丁锐的理念最终说服他留了下来,并成为体验流程的设计者。

何一禾设计的游戏主体,是让体验者在封闭空间里组成一个虚拟的临时的关系。“类似桌游、杀人游戏,只不过杀人游戏有系统赋予给你的特定身份,但在死亡体验的游戏代中,体验者代入自己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状态。”在给定的模拟情景里,体验者需要在两难的境遇里作出抉择,他们的选择则决定了每一轮游戏中自己的“生死”。

“把前戏做足,让大家进入一个心理的准备状态,再迎接‘死亡’。”何一禾解释说。

死亡是终极的无能为力

如果你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你打算怎么度过?最多的答案是和爱人平静度过最后时光。

但丁锐会毫不犹豫地揭穿这个谎言。

“死亡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统计数据表明,一个人的死亡会辐射到包括亲戚、朋友在内的50个人。临终者需要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处理遗产、和家人告别,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何一禾说。得了绝症,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家庭的绝症。

当生命被预告进入倒计时,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中你不断地失去对自己做主的能力。你的父母、子女,围绕在你身边,替你做决定。因为你可能说不出话来,被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可能非常疼痛。生命的流逝并不是出现在最后一刻,而是从你得知绝症这件事情时就已经开始了。

做临终关怀8年,黄卫平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被查出癌症末期,肯定还是会慌乱, “人在死亡这个话题上,来来回回,犹豫不决是很正常的,毕竟是在面临一个再也没有机会翻盘的东西。准备得越少纠结越多。”

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对它会有两极的倾向。要么不去谈论,要么过度浪漫化。但死亡就是一种终极的无能为力。

 “承认人在临终时的无能为力,才能在这个前提下,寻找更大的可能性。比如从容地安排后事,完成一些心愿。哪怕和亲人好好沟通,表达一下遗憾,临终的时候实现意愿的可能性大一些。”这是黄卫平给临终者的建议。

躺在模拟焚化炉里,拱形的LED灯模拟出熊熊火焰,炉内气温逐渐升高时,体验者李雷想到去世的父母躺在焚化炉里的画面,感觉到无法躲避的恐惧和孤独。

2012年,李雷的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半年时间。两年后,李雷的母亲的血液系统出现问题,住院一星期后离世。26岁到28岁的两年里,李雷失去两位至亲。

一直到父亲去世,李雷都没有机会好好和父亲聊聊他这一生的遗憾,未尽的心愿和身后事。李雷不太擅长表达内心,说话前要思量再三。他和父亲之间也很少交流,不会也不懂,如何一下子切入到更深的话题中。

生离死别并不像韩剧里那么煽情。它冰冷、坚硬。因为某些传统的禁忌,被刻意回避。

父亲去世前,李雷利用有限的时间陪护,但两个寡言的男人也只是聊聊治疗情况、医院生活。对可预见的永别,他们讳莫如深。

父亲去世后,李雷受洗成了基督徒,这对他精神上的慰藉依然有限。他时常陷入抑郁情绪里。自责、懊悔,脑中不断闪回那些他本可能做出更好决定的瞬间,换一个做法也许能帮助延长父母的寿命。

 在参加死亡体验馆的游戏里,有一道题目,癌症病人的临终分成八个阶段,每往下走一个阶段,治疗效果越差,病人遭受的痛苦越多。若病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请求放弃治疗,体验者需要以家人的身份,为病人做出选择,继续治疗还是放弃。

在现实生活中,李雷面临过这样的选择。2012年,父亲确诊时已是癌症晚期。一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李雷都选择“积极的治疗”。

“很多决定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有亲戚、长辈,下一步怎么治疗,都是大家一起做决定。如果你做了决定(放弃),其他人会觉得有问题。”李雷回忆起当时的两难,“(最后)那一针毒性极强,但具有暂时性抑制的作用,受不了就会休克。”可最终,父亲虚弱的身体没有扛过那一针。

此后李雷不断地想起那个时刻,也许保守治疗,父亲会活得久一些。但任何事情没有如果。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自闭又自卑,有轻微强迫症,这些年,一直是父亲在照顾她。刚知道父亲病情时,李雷有一种家庭突然崩塌的感觉。

从工厂退休后,李雷的母亲完全待在家里,和社会脱轨,没有朋友,甚至连去银行取钱、买菜这些基本的生存技能都无法完成。家里人曾带母亲去看过一次精神科,但因为吃药有反应、不舒服,不了了之。因为母亲的状况,李雷大学时就开始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念了心理学学位,还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但有了这些知识,李雷也没能帮助母亲更好地生活。

母亲去世后,李雷总是自责,明知道她一个人生活不好,为什么当初接她到上海的态度不更强硬些,为什么不早点把她接过来看病。

等李雷从上海回宁波老家看到躺在床上暴瘦、营养不良的母亲,吓坏了。

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母亲在孤独的生活里加速消耗自己的身体。“她很矛盾,怕死,想好好活下去,但又对生活态度不积极。最后的时间,她本身的求生意识很薄弱的。”李雷说。

母亲的离开,更加仓促。接到上海的医院一周后,病情都没有确诊,母亲就去世了。

病房里,李雷崩溃了。他感受到心痛,是真正生理上的痛。从那时起,李雷都不太能喝咖啡,因为会莫名心悸。医院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在那之后,李雷听过丁锐的一次讲座,得知这个死亡体验馆在招募志愿者时,果断报了名。他希望,那些父母尚在的体验者可以从这里开始思考“告别”命题,而不是在父母临终的病床前。

向死而生

2008年汶川地震,黄卫平作为心理咨询师抵达灾区。真实的死亡,和在死亡面前,人性之冷漠、自私、荒谬,人生况味,黄卫平一下子全见识了。

黄卫平曾经是一位化工原料行业的老板,36岁本命年,他遇到了人生瓶颈,有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活着没有意思。(当时)已经不用愁钱这件事,发现再过三十五十年是一样。”

纠缠黄卫平的还有一种无法寻找到的归属感。黄卫平跟着父母在炼化厂里长大,在那种国企单位,所有人被规整到很单纯的逻辑里,职工都有强烈的归属感,很难接受虚伪、欺骗、不正义,走上社会,黄卫平很不适应。在“眼睛永远朝上看”的商业逻辑构成的社会里,他觉得很独孤。 

黄卫平甚至去混过黑社会,但他并没有找到电影里的江湖义气,“黑社会也沦落到只看钱。”一番吃喝嫖赌的放纵之后,黄卫平彻底毁了自己的生活。

“汶川地震救了我。”他说。

在汶川,黄卫平发现自己急于去“解救”的那些人在当下根本不需要他。“你在一个宏大事件中能起到作用,帮助到别人,这感觉很好。无非是寻找自我存在感,想要活下去。”黄卫平坦诚地剖析当年自己的心理。

汶川一下子把黄卫平从衣食无忧、中年焦虑的自怨自艾中解脱出来。虽然以前口头禅也是“活着没意思”,但他意识到从未真正思考过死亡这件事。“当我们意识到死,才能进入本真的生活,这是所谓的向死而生。”

玛丽34岁,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她来体验馆“死”过两次。

第一次“死”,玛丽带着内心“无边无量的恐惧”,从游戏中程就开始哭,她最害怕黑暗通道和模拟焚烧炉,靠念《心经》去抵抗恐惧。

经过一次“死亡”,并没有“叮”一下让玛丽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她在变好。

体验完的第二天,玛丽起床后去买了两件衣服。患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衣柜全是“黑色的”。她只穿黑衣服,黑裤子,黑鞋子,但那天在商场,她给自己挑了两条裙子,一条纯白,一条花色。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躺在床上,突然发现绝望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从周身蔓延,浸没自己。“如果当时我能动弹,就自杀了,但自己完全动不了。”潮水退去后,惊魂未定的玛丽,推了推睡在身边的丈夫,“我想自杀。”

 没有拥抱,也没有关切的询问,丈夫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有的时候,人只有自己。”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躺在身边的爱人无法给她任何帮助,他甚至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求助”。

第二天,玛丽到北京六院,做了很多检查。那天玛丽像个“傻子”,行动极其缓慢,医生询问病情,她要憋很久,才能回答。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必须有人看护”。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愿意住院,玛丽拒绝了。

症状从两年前就有端倪。

两年前家庭的变故和婚姻不顺,让玛丽有轻度的抑郁反应。但表面上,玛丽比以往表现得更“幸福”。“就是拼命觉得我自己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玛丽说。她用笑容或者正能量的表达来掩盖一切,但内心的压抑像滚雪球一样,直至两年后的那个夜晚,彻底崩盘。

虽然身边人都试图帮助她,但玛丽和外界是疏离的,外人无法理解她的绝望。“就像《头脑特工队》里的安全岛、友谊岛都毁灭了。只有自己在那儿挺着。”

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玛丽向单位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她变得容易疲惫,神经敏感,起不了床,比孩子更脆弱。虽然在孩子面前努力控制言行,但孩子还是感受到了压抑。

有一天,7岁的孩子对她说,“妈妈,我在外面总想拼命大喊。我怕我回家控制不住。”孩子刚上小学,喜欢黏着妈妈跟她说话,可说话声音稍微大一些,就会招致玛丽的反感。玛丽再三向她解释,“不是因为你这样说话不对,是因为妈妈对声音敏感。”

生病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对死的恐惧,源于没有“真正地活过”。

玛丽所有的选择,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34岁,她一直活在规矩里,体面、安稳、被羡慕,“真性情”于她并不存在。她变得没有想法。她的婚姻,门当户对。她很敏感地知道对方要什么,并努力站在对方需要的位置,变成他的填充物,把婚姻经营成“好的关系,但不是舒服的自己”。

玛丽天性敏感,在意别人的态度,容易自责。有时候她很想放开这些束缚,重新来过。“所有对我有要求的人,当我死了。我可不可以就当作自己死了?我为自己活一天?”

“死”过两回以后,对她来说最确定的体会是,“原来我很怕死 ,现在更怕从来没有活过。”

现在,她从一整天都要在床上躺着,到已经可以开始下楼散步,或是给自己做一顿早饭。“我给自己重新做第一顿饭时,满满的成就感,吃完之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放到盘子里面,就爬到床上昏睡过去了。像刚跑完两个马拉松那么累。”

说完,玛丽笑了几声,像是给自己打气。

玛丽用“死去活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她希望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能死去一部分,而那个被压抑的天然的自我,能慢慢复苏。

每个人都有个死神

何一禾特别喜欢一个墨西哥的巫医唐望的一个说法,“每个人都有一个死神,就在左肩膀的背后。当我遇事不觉的时候,回头看看,问问‘老兄你觉得怎么样’。时刻提醒我会死的事实,以此过自己有意义的生活。”

在“醒来”的体验者中,艾丽因为一场“故障”,却真实地体验到一回死神来敲门,从此再也不敢妄谈“自杀”。 

到今年11月,艾丽离婚就满三年了。三年前,以一次玩笑中极其荒谬的财产分配方案为导火索,艾丽与一上海男人的婚姻走到尽头。出于女儿再婚的考量,父亲要求艾丽离婚后不能要孩子的抚养权。但艾丽不能接受。争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后,为了不让离婚对还在上小学的女儿造成太大影响,艾丽不得不辞掉在杭州的工作,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生活。

此后,父亲对她态度冷漠。艾丽起先非常困扰,但无力改变,父女关系渐渐疏远。

艾丽是理工女,离婚之前她在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做副总,负责项目,经常跑工地,那时候,她是个女汉子,解决问题干净利落,忙得没时间抱怨,埋头往前冲。

有一次项目总包工头和公司老板发生冲突,派了打手到工地,阻止开工。老板慌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应付。“(解决问题)就是我的使命。”回想起那件事,艾丽言语里依然充满杀气。她找来了几十个退伍的武警,拿着电棍和装备,人往那儿一站,还没动手,“打手们”就被吓跑了。

“我属于壳很硬的。”艾丽这么解释自己。艾丽的母亲脾气暴躁,属于毒舌又不懂分寸。长期的应激状态让艾丽对语言特别敏感,别人稍有冒犯她就会反击。对自己和他人,艾丽都过分严厉。

 在工作中,这份严厉伤害了她的人际关系,也伤害了她的婚姻,最终,伤害到了自己。

辞职后的艾丽在家炒股,她很少再接触到固定朋友圈以外的地方。艾丽变得懒惰、散漫,除了偶尔跑步,对于中年不断发福的身材,她几乎放弃了。

“我朋友说我那时就像就地耍赖的孩子,谁拉也拉不起来。”婚姻失败,股市失利,要在两个孩子面前打起精神,把离婚对他们的伤害降低到最少,又无法向冷战中的父母倾诉,艾丽像是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情绪封闭又抑郁。

在去死亡体验馆前几天,艾丽想到了死。对两个孩子的责任,压抑了自杀的念头。那是她唯一的牵挂。

跨过无常之门,艾丽进入了通往焚烧炉的黑暗通道,她摸索着往前走,到了尽头却找不到接下来的路。一个人处在黑暗中,除了通道中模拟的“死神咆哮”声,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不敢乱摸,“怕哪里有个风扇叶片把我手指头割掉。”艾丽回忆起那段促使她改变了日后生活的体验时说。 

正常情况下,当艾丽走到尽头时,主持人何一禾会通过广播提示她向左转,进入“焚烧炉”的通道,但广播突发故障,艾丽什么都没听到,哭声和风扇发出的拟声混杂在一起,黑暗世界里,只有诡异的二声部。何一禾提高了分贝,广播依然无声。对死亡的恐惧陡然变得真实,大厅里的体验者都听到了艾丽的哭声。

“很久很久”之后,艾丽终于摸索到了左手边的通道,“自救”成功。躺在模拟焚烧炉里时,艾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多“舍不得死”。

离开体验馆的第二天,艾丽做了一件对她意义重大的事情。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在他们冷战三年后,艾丽第一次向父亲“示弱”,她告诉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带两个孩子很辛苦,有的时候会想死了算了”。她还对父亲说她想他。

对峙数年,面对女儿的“认输”,艾丽父亲的心结也放下了。那个晚上,他们互相谅解了。有了父母的精神支持,艾丽突然觉得自己在上海“精神上没有那么孤单了”。

“死”过一次之后,艾丽彻底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原来一直觉得我是可以从容赴死了。但发现不仅没有,还怕得要死。”艾丽说。

“重生”后的一月多月里,艾丽开始健身,也开始重新找工作。

重回职场,遇到问题,她有本能的兴奋。在解决问题中,她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生存支撑。    

在死亡面前,没有标准答案

“死亡体验”并不是“醒来”的独有产品。

早在2009年,韩国人郑俊就创办了“死亡体验疗法”来应对韩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体验者身着白袍子、写遗嘱、捧遗像、躺入棺材,享受10分钟死后的“虚无”,思考人生,解脱并重生。这种体验方式在韩国非常受当下年轻人追捧,2014年最火的韩国偶像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就有类似的桥段。

在国内,沈阳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创办人汤玉龙也从2009年开始,试图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解决咨询者的心理问题。

汤玉龙设计的体验流程中,他通过三天的时间了解咨询者的症状,并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脚本,交由有经验的咨询师扮演体验者丈夫、孩子、父母或者同事等角色。进行死亡体验的当天,五六平方米的体验室被设计成灵堂的样式,放着哀乐,体验者需要躺在正中的棺材里,进行角色扮演的咨询师根据脚本或哭诉,或发表告别感言。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体验者躺在棺材里,安静地感受自己“死后”可能发生的状况。体验结束后,咨询师们会根据体验者的反馈,给予相应解答。

2014年,汤玉龙应合伙人的邀请把“死亡体验”的模式带到了上海,但合伙人希望将之做成短平快,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加之当时客户大多带着猎奇的心态,项目没有成功。汤玉龙重新回到沈阳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体验。

而在都市的一些咖啡馆里,探讨“死亡”的人群也在扩展中。2011年,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伦敦发起了Death Café(死亡咖啡馆) 的第一次聚会。一群人(常常是陌生人)聚在一起,围绕“死亡”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对生死的探讨。

随后,他把Death Café的宗旨推上网络,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加盟的活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咖啡馆,创办自己的Death Café。如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发起者已经举办了近3500多次Death Café的聚会。

 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北京开展的17场“死亡茶社”活动。这个活动以一月一期的速度在北京进行。在8月最近一起的茶社活动中,8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好奇,预习“死亡”。

 黄卫平并不奢望“醒来”的死亡体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和推动,但他相信,“在人们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至少也算是一股力量吧。”

 开馆4个月,回馈两级分化。有人大受感动,觉得这次体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有人向消协投诉体验馆“三观不正”“消极负面”。

何一禾觉得这很正常。“就像真正的人生,有的人面对真相会崩溃,有的人面对会成长。”黄卫平用了3个小时接听那位投诉者的电话,耐心解释和安抚,虽然仍无效果,但黄卫平相信“种子已经种下了。她对这个事产生了强烈的情绪”。黄卫平最怕的是无感,过着没有自我,麻木而从众的生活。

作为“醒来”的第一任主持人,丁锐经手“烧”过1300多人。这些人大都成为了他生命的过客。

但丁锐对其中一对夫妇印象深刻。一对非常讨喜的夫妻,男的温厚,是一个医生,女的看起来很有格调。在游戏过程谈及要不要陪朋友安乐死的话题时,丁锐还在念“死亡是孤独的”,这是写在游戏脚本里的台词,男的突然说,“我想和她一起去死。我真的很想跟她一起去死。”无常通道打开后,丁锐破例允许夫妻两人一起进去。在监控中,丁锐看到女的先躺上传送带,进入焚烧炉,监听耳机里,不断传来男人对女人哭着说“我爱你”。

许多体验者像这对夫妻一样,带着故事来,又带着心事走,他们并未在这样的一次体验中醍醐灌顶,重获新生。

“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学生。”何一禾说,“‘醒来’只是提供一个探讨死亡的入口。”它提出问题,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体验者自己的生活里。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雷、玛丽和艾丽均为化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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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yuef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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